事件回放：

11月24日，中关村二小一位同学（亮亮）在另一位同学（明明）上厕所的时候，用厕所垃圾筐扔过隔间，砸在明明头上。

明明家长向学校投诉，学校对事件进行了常规教育。明明家长对学校处理不满意，提出四点诉求：“处理、惩戒施暴的孩子；保护我儿子不受二度伤害；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；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。”学校在沟通中请她放弃诉求，认为不构成“霸凌”。

12月1日，明明家长向海淀区教委投诉，并表明对学校处理问题的节奏、速度不满意，再次强调自己的诉求。

12月8日，明明妈妈的《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，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！》开始刷爆朋友圈。

12月10日，中关村二小发布了一份简短声明，“官样化”撇清责任的姿态，惹恼所有看到声明的公众。事件发酵，成为一边倒的声讨。

12月10日夜间，北京市教委首次回应事件。

13日凌晨2时30分，学校校长杨刚向记者提供了一份《中关村第二小学关于“学生受伤害事件”的处理进展情况》，再次表明：“我们认为，上述偶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两名学生的行为已经构成校园‘欺凌’或‘暴力’。”

事件争吵的热度还在继续延烧中。

小蒲观点

在中关村二小“霸凌”事件中，我们看到了学校与公众深深的撕裂与对峙。每个人都在事件中选择立场，表达情绪，行使权利。

我们认为：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教育特色：归根结底，冲突各方对“我的权利”都在死死地捍卫，充分地表达，要求都很高；而这个世界从本质上，是容不下每个人的“充分”的，只容得下彼此的体谅与宽容。

小蒲想说的是，对无论“吃瓜群众”还是家长群体，你们对学校和老师都要求太高了：要迅速细致入微、丝丝入扣地理顺学生冲突与家校矛盾，要在事件发酵之后实施精准地危机攻关策略、要学会以总统候选人的水平面对更加多元的公众等等，都不是如此起点、投入、师生比和时间总量的学校，能够做到让广大群众完全满意的。你们也对学生要求太高了：他们不是可以在任何场景下都经得住仔细打量与拷问的“成熟艺人”，他们仅仅是在各种问题中需要学会面对与反思、需要时间与空间自我突破、需要学会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幸福生活的孩子——无论他在欺负别人，还是被欺负。所以，你们的愤怒无法自抑，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，基本的权利，基本的秩序。

小蒲还想说的是：对学校与老师而言，你们对家长的要求也太高了：当他的孩子受到不公平委屈乃至意外欺凌，奋起保护、讨个说法就是本能，是作为父母这个角色可以去行使的权利。你不能期望他时刻和你一样考虑到学校声誉，考虑到学校处境，甚至考虑到别的孩子怎么办......所以，此时此刻他们需要的是道歉、协助与安慰；你们对“吃瓜群众”所带来的公众舆论要求也太高了，他们不会像你一样清楚学校原来是这样运转的，孩子们原来是这样相处的，所以，他们不能够做到客观冷静而得体，他们只有能力做最基本浅显的道德判断；他们需要的是真相之后的衡量，清晰之后的理性。所以，当你要站在学校的权利上理直气壮的时候，你一定没有体会家长的处境，没有考虑公众舆论的特征，你会认为我依法办学，以理服人，谁怕谁？

这就是问题的根源：每个人、每个角色都有道理，每个人都得理不饶人。而教育太大，世界太小，容得下人与人充分的沟通谅解，却天然地容不下每个人所有的“权利主张”。

专业建议

校方出现了哪些失误

必须指出的是，整个事件正是由于校方的应对失策，才造成了现在的公关危机。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份声明：

承蒙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关注和支持，我校一直认真落实教育部、北京市以及海淀区教委文件精神，始终坚持立德树人，秉承二小的办学理念，关心、爱护学校的每一位学生，坚守教育责任，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。

近期，一起发生在我校三名中年级学生、家长之间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。从事发到现在，学校一直在积极努力协调，客观、公正地处理几方家长间的相关诉求和矛盾纠纷。本着保护好每一位未成年孩子的合法权益，特别是事件中提到的受伤害的未成年人原则，学校还将做持续努力，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。

此外，针对近期网路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，我校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学生及学校声誉，并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。

在此，我们真诚地呼吁：关心关注此事的媒体和公众，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、维护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角度出发，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。我们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帮助！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

　　2016年12月10日

正是这份声明，经过传媒广泛传播之后，引起了公众的大范围参与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份声明，至少中关村二小的事件不会像现在这样几乎全民关注。

这份声明是封闭的、冷漠的甚至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因此，在一篇影响广泛的媒体文章中如此写道：“当我逐字逐句读完这份声明，就充分理解了家长的愤怒，这份声明几乎每个字都打着官腔。”

在此之后，学校并没有吸取教训，不但没有刻意放低姿态，而且在其后的声明和回应中，坚持不放弃原来决定的立场。这些无疑都是危机公关的大忌，因为学校面对的不再是家长个体，而是社会公众，他们的愤怒无法看见，但却易于点燃。

一位叫做窦华茂的作者说，“（对于公关危机），

主动承认错误比解释更加有效。危机触发的时候，解释=狡辩，事实会被理解为歪理。

主动放低身段比高高在上更加有效。你越低，对方自我感觉就越高，这就是为什么大人从来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，总能包容孩子。

主动承担责任比推诿更加有效。“丢帅保车”在现代社会品牌危机时，更加有效。

主动透明流程比规避更加有效。看的越清楚，就会更少的猜疑，而且消费者如果猜疑，就不会向好的方向猜疑。比如动车追尾事件，可能当局者觉得有些事情公布会有负面影响，其实你遮遮掩掩，大伙猜测的更加要命。”

事实上，不但“中关村二小”如此，大部分学校包括一些企业，当出现危机的时候，所做出的公告都大抵类似。在以前，这些声明的背后是学校或企业自有的品牌作为背书，但现在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传播更加广泛，参与者更加个体，以往的公关模式已经失效了。

第二点，学校尤其是教师在回应该家长的时候，将事件定义为“玩笑”。从后期该家长写的文章以及所做的要求来看，明显对相关政策和行为定义做过充足的准备。而学校中的教师对教育理念的理解，甚至落后于该家长，因此从一开始，就陷于被动也是必然的了。

第三，从资料上看，学校在与该家长沟通时，似乎没有采取温和的沟通方式，进一步造成了事件的不可逆转。

这三点都是大忌，当出现了问题，我们需要的不是“捂盖子”，而是考虑后续如何改善。可以说，中关村二小的失败公关案例，完全是给所有的学校敲响了警钟，它甚至可以写入21世纪的学校教育史。

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

从结果上看，这之中有人赢得了这场事件的胜利了吗？事实上，结局恰恰是最糟的结果：各方皆输，包括孩子。

首先该家长在其中的操作带有非常不理性的成分。由于这次事件不是长期性的对孩子的羞辱，建立在偶发的情况下，实际上她有多次机会可以在做出一定的妥协后，经双方协商完满解决问题。但在其发文之前的很多天中，坚持提出的四点要求不愿放弃，尤其是对事件霸凌的定义不肯退步，造成学校进退两难。

对学校来说，一方面，做出这个定义意味着学校将受到直管部门的惩罚，另一方面，霸凌是一个教育模糊地带，在过往的很多年，无论是社会、学校还是家长对此皆没有清晰的概念，因此往往将之淡化处理。尤其是，本次事件处于霸凌的临界点，一定要做出如此定义，学校也不会甘心。

另外，如果一旦判定为霸凌，还意味着如同开闸放水，学校日后必须面对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。在如今的形势下，几乎大部分学校都没有清晰的霸凌应对流程和心理干预人员，因此势必在长时间内不断面对纠纷和困扰。在大陆，这对工作沉重繁杂的学校来说，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。

那么家长赢了吗？

虽然在舆论上占据先机，但对于家长来说，其策略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，就是保护孩子。然而此时过后，必将面对更大的危机。比如孩子的入学和入学后在学校中的日常生活如何处理。无论事件最后如何定性，学校对该家长的提防无疑都会提上一个等级，极端的情况下，甚至有可能造成其在北京区域范围内无学可上。同时，孩子在经过修学和心理治疗之后，回到学校如何处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同学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，都会成为一个难点。这极可能造成自我隔离或被动隔离。

对于加害方的两个孩子来说，如今也必然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巨大压力。这种心理压力所造成的伤害，绝对不亚于受到伤害的孩子。同时，按照我们长期的观察，选择进行霸凌的孩子，往往他的家庭教育都是失败的，造成了他喜欢施加暴力的问题。

还有另外一个输家，就是社会舆论。当我们看到各种非专业人员和非专业机构，为了满足受众的情绪宣泄，而选择向学校和相关家长进行愤怒的指责，已经慢慢衍化为一种指向学校的“情绪暴力”，甚至有些文章高呼“以暴易暴”，最终造成了一种不理性的暴力情绪大范围蔓延。它很可能影响很多家长在日后处理相关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，进一步加重霸凌的暴力程度。

因此，这完全是一个人人都是输家的失败案例。我们从中看到了深深的撕裂。社会情绪的产生，首先源于对学校处理方式极深的不信任，其次是家长对学校方面的不信任，再其次则是学校与家长之间的长期沟通机制陷于无用，从而对家长也有极大的不信任。

也许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，在日后究竟如何避免这些问题？

应该如何处理霸凌问题？

现在，相应对策在网上流传甚多。我们想从这次事件中做一些简单的策略描述：

对学校：

第一，应该根据最常发生的危机事件，设置危机处理机制、行为准则。

第二，设立“霸凌”应对流程，搭建心理咨询平台。一旦接到投诉，不是去简单的解释为玩笑，而是通过一个流程，从学生个体的保密调查到建立多方委员会深度干预，以一个相对公正的结果进行定性。

第三，教师相应教育理念亟需更新。在法理、学理和相应处理策略上，都有专业的表达。

对家长：

第一，在家庭教育中，教会孩子自信自立，在遇到霸凌问题时，应该采取相对理智的策略进行解决。同时，告诉孩子家长是其后盾，一旦遇到霸凌，随时通知学校和家长，甚至警方。

第二，孩子遇到霸凌，首先要确定其性质，如果属于偶发性冲突，完全不必进行深度参与。其次，遇到霸凌问题时，应该有礼有节，保持清醒，本着为孩子未来考虑的动机，适当进行妥协。

第三，与学校建立常态联系机制，一旦发生问题，可以迅速处理，而不至于以情绪说话。

对社会：

我们期望以修复式正义的方式进行干预。

修复式正义一词由哈佛法学院Randy E. Barnett于1977年提出，强调“社会关系”的修复。澳洲大学犯罪学家John Braithwaite列举修复式正义的核心价值是：治疗重于处罚、道德学习、社区参与与照顾、有尊严的对话、宽恕、责任、道歉与修补伤害。

目前修复式正义是一种以社区为主体，透过召开会议、双方调解、当事人道歉、彼此宽恕、赔偿与服务、社区处遇等方式，回复犯罪所造成的当事人及社区的伤害，以求和平解决犯罪案件的仲裁制度。

简言之，修复式正义强调在犯罪发生后，被害者、加害者与社区主动参与谴责犯罪行为、要求犯罪者负起责任、补偿被害者与社区，以及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的一系列解决冲突的过程。

修复式正义目前广泛应用在发达国家对校园霸凌的防制工作中，与既有惩处方式及管教辅导原则的最大不同在于，它应该更关心如何“修弥已造成的伤害及未来的关系”，而非“一直强调惩罚错误”。

换言之，我们期待社会应该从尊重与包容出发，从理性出发，一方面对霸凌不做妥协，另一方面，保护孩子不受伤害，由各方合力对霸凌产生的问题进行修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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